时间：上午11点30分，12月22日 2010
地点：西子湖畔的一家咖啡馆内
汪单：我记得你最初的方案是拍一组世博会排队的场景，作品的主题是关于“等待”，后来因为一次偶然机会，方案变成了关注上海泰兴路上的一个贫民居住区。当时是什么让你决定将贫民区的生活作为创作根源的呢？
高芙雁：我是根据当时的状态来决定方案的，所以变化就比较大。以前我是先想好一个方案，然后再实施。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就像下棋一样，每下一子，就要改变对策，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结果。虽然我不知道我的方案最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我自身的状态决定了作品的方向。我甚至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去了泰兴路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。
汪单：据说你在世博会附近遇到过一个卖假海宝的小贩，是他带你去泰兴路（小贩的住所位于泰兴路）的吗？
高：对。当初我把“等待”的方案取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案很难实现。世博现场的长队和我想象中的根本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去街上寻找灵感，后来就碰到了那个卖海宝的人。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支持世博会的。
单：你在文章中谈到贫民区那里的环境和人都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，等待着被改变，这又回到你最初的设想上去了。
高：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，那里的人问我是不是拆迁办的工作人员？原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拆迁。其实人永远是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，可能是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也可能是在等待一次改变。
单：今年夏天我到杭州来看你的小稿，看到了一间间空无一人的房间。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，我可以想象主人们的生活和内心的焦虑。在那样安静的环境下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扩散着。但是后来考虑到作品的审核问题，你改变了方案。如果不是因为审核，你会怎么做？
高：我会用霓虹灯去布置泰兴路居民的房间。但霓虹灯不会像之前那样布置。我看到过一间特别脏的小房间，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了床上。这样的场景，让我感觉很辛酸。房间的主人是一位近五十岁的单身中年男子。如果没有改变方案，我想我应该会去布置像他那样的房间，我还会去找类似这样的房间。
单：你之前的方案是用霓虹灯管勾勒房间，而且房间是杭州百姓家的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选择杭州的房子？
高：其实地域性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用霓虹灯去布置一个个房间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你从作品里面，是看不到这个过程的。
单：每一个房间是不是都精心布置过？
高：有一些是的。我在想虽然房子的主人不在，但是有一些物件可以是线索，代表了主人的身份。
单：我看到你作品的阐述里有两个题目，一个是《光的暴力》，还有一个是《都市之光点燃了我》，两个题目大相径庭。当我看到你的小稿时，觉得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装点了房间，很漂亮。但是看到了放大的作品，感觉就不同了。特别是一些冷色调的作品，我感到了一种毫无生机的无力感。就像你提到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影响到人的生活，就连私人的空间也被带有城市符号的霓虹灯所介入。我个人觉得主题更接近于《光的暴力》。
高：我的题目叫《光的暴力》，因为城市化是一种“暴力”。比如说，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单身男人，如果没有城市化，他可能就没有心理落差。但是因为高速的城市化，别人的生活飞速提高，而他的生活依然在原地踏步，这造成了他心理上的扭曲。《光的暴力》这一系列中有两件作品，一件背景是红色的，另一件是蓝色的。红和蓝这两种颜色其实是最暴力的，它们把房间里其它的颜色都“吃掉”了。但是黄色和橙色背景的两件作品就不一样了，这两件作品相对还是可以看出房间原来的样子。这一系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《都市之光点燃了我》，我当时考虑是用“点燃”而不是“点亮”，这也是经过反复推敲的。“点燃”是燃烧的感觉，是人为的作用！
单：你一直在故事里谈到“艺术家如何关注社会，持什么样的态度？”你有没有想到，地铁是一个人流汇集，封闭的场所。在这样的场所，任何醒目的信息都会渗入人心。因为人们的精神和视觉更集中，长时间的等车、行走都是很无聊的。所以在地铁里放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就得很慎重，艺术家持什么样的态度就很关键。你认为艺术家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？
高：我现在觉得“艺术家能为社会做什么？”这个问题有点较劲。艺术家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。一张照片的力量能有多少？观众被你的作品感动过后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单：像地铁这样一个信息快速流动的场所，你觉得艺术家是否可以借助这样的平台，为百姓做点什么？或许是在文化的提升上？
高：地铁里都是广告。当行人在地铁里无事可做时，眼睛就盯着广告看。看着看着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广告自己挺喜欢。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接受，这个时候多少会有一点共鸣。比如说，在广告中看到一件餐具，如果喜欢就在心里面会烙下了一个印记，暗示自己去买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不知道我在地铁换乘通道里做展览。他当时打电话给我时感叹道：“现在的灯箱广告竟然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！”他看到我七色彩虹的作品时，就开始拍照。当他脑海里还是装着广告的观念来看这一批作品时，他还是把它们当做广告，因为大家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。后来他看着看着，发现我的名字在作品上边时，才意识到这不是宣传或是公益广告，而是艺术作品。
单：我就公共艺术作品标签化的问题和利物浦双年展的策展人Lorenzo Fusi谈过。他觉得作品不应该急于贴上标签。应该以其他的方式去介绍作品，比如网络宣传，或是报纸，或是其他的媒体。
高：我也这么认为。艺术作品在公共空间时，它不是一个展览。就像城市雕塑，它的目的不是展示艺术作品，而是在这个空间里起的作用。
单：你在采访其他艺术家时，也谈到了当代艺术的创作论，里面说到了艺术创作是一个体验，观察和研究的过程。然后问题就回到了当代艺术走进公共空间，里面存在三种关系：艺术家的创作，政府的要求和百姓的审美需求。你觉得这三者的顺序应该怎样摆放？
高：我觉得在公共空间里，首先要关注观众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比如公共厕所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？它既是非常隐私，又是在一个公共场所里。在公共空间，艺术家要考虑很多问题。
单：应该有一个协调的过程吧。艺术家不能只为观众的喜好做作品，还是要保留艺术家的想法。
高： 我觉得这需要智慧。比如艺术家要批评某一件事，不是用批判的语言去批判它，可能是用赞美的手法，反过来让它自己感到“羞愧”。
单：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艺术语境适合放到公共空间？
高：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最纠结的地方。我一直反复思考的就是一个在非美术馆体系下的语境。有些艺术家不会考虑这些问题，他们比较随性。但是我会考虑自己的作品怎样在这个语境下可以和谐。其实我当时还是想去关注外乡人。比如有一张蓝色调的作品，是拍一个做馒头的外地人。又如拍红色的那一家人，是一位外地的算命先生的房间。
单：如果不是审核的问题，你作品还是会回到泰兴路的平民窟吗？
高：对，我还是用原来的手法：去用灯管勾勒他们的房间，作品也是用七色彩虹的背景。
单：我个人觉得公共艺术绝对不是装点城市的摆设，不是配合建筑的装饰品。它们有自己的态度，可以引起观众对社会的共鸣。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